所谓“圣人”，是指思想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大善之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总的来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最初出于对“至善”“至美”的人格追求，所以圣人的原意，是专门指向完美的。
商朝末年西周初年，有两个人物备受推崇，被尊称为“圣人”。
孔子推崇他们为“古代贤人”，“求仁得仁”；儒家推崇他们“仁孰大焉”；司马迁专门为这俩人写了传记；韩愈把他们的德行比作泰山，称赞其“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
这两个人，就是伯夷与叔齐。
不过，在现在看来，称他们为“圣”可能有点过了，他们更像是商末周初“死读书”人的典型。
那么，关于伯夷与叔齐，都有哪些故事呢？
第一件事，就是最著名的两人推让君位。本来，伯夷与叔齐都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伯夷是长子，叔齐是三子。最初，国君想要叔齐当继承人，但遗嘱还没有立，就去世了。按照传统的制度，应该由长子继承王位，但是，伯夷尊崇父亲的遗志拒绝继位，想推自己的弟弟叔齐上位。
而叔齐觉得自己继位不符合礼制，对不起兄长，也拒绝继位。这样的争执不下，两人最后都跑了，反而让最没存在感的老二继承了王位。怎么说呢，这样推卸责任的行为算得上贤吗？让一个没什么才干的人当国君，这不是把国家与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吗？
所以说，这种逃跑之人，真的值得世人推崇吗？
第二件事，就是伯夷与叔齐参政的事。商纣王执政时期，组织了一个使团出使周朝，其中，以纣王的兄长微子为首，成员有胶鬲，伯夷，叔齐等。胶鬲和微子接受了周王灭商的建议，被策反，愿意在商当内奸，而伯夷与叔齐则不愿意接受策反。
但是，也没有向纣王揭发，成为了既不帮商也不帮周的“中间派”。这样做的话，这种人能有什么价值呢？
第三件事，就是知道纣王无道，还劝阻武王伐纣。伯夷与叔齐告诉周武王，说：“你父亲刚死，就动刀刃，是不孝；以臣子的身份来讨伐自己的君主，是不仁”。听完他们的话，周武王被气着了，瞬间就想杀了俩人。这是在动摇军心，怎么能容忍呢？
最终，还是姜子牙的善心救了他们。既不能劝谏纣王向善又不让武王伐纣，更不能救民于水火，伯夷与叔齐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第四件事，就是在武王灭商之后，伯夷与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跑到山里隐居吃野菜。长期这么吃，身体肯定不好，这时候还偏偏来了一个催命鬼。这天，有一个叫王摩子的士大夫，进山游玩。随即，就看到伯夷与叔齐正在采野菜，便跟他们说：你们既然不吃周朝的粮食，为什么还要吃周朝的野菜呢？这天下的东西不都是周王室的吗？二人听后，无言以对。
普天之下，莫非王王，率土这滨，莫非王臣，既便是野菜，也是周朝的。伯夷与叔齐觉得王摩子说的有道理，只好不吃野菜。
那么，他们吃什么？
连野菜都不能吃，最终，只能活活饿死，白白丢掉性命。
饿死虽然有气节，但是，人都死了，还要气节做什么呢？活着的时候，不能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反而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这种连生命都不爱惜的人，又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呢？
所以说，伯夷与叔齐是“圣人”，有点名不副实。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他们肯定是品德高尚之人，他们爱好和平，但是，他俩的做法和思想，对于社会的进步，却没有一点用处。伯夷与叔齐都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从来没有提出过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政治主张。
这个时候，他们只是在空谈“仁义”，又有什么用呢？
虽然，伯夷与叔齐的气节可嘉，但是，却白白送命，这像极了孔子极力推崇的一个弟子，颜回。孔子赞扬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终，营养不良，活活饿死。
而空有一身才学，没有得到施展，没有造福人民，就为自己所推崇的气节丢了性命，这样做，难道不可惜吗？
所以说，气节虽然重要，但是，也要在保存性命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做人就要脚踏实地，不要去空想仁义，只靠仁义，不仅吃不饱肚子，活不下去，也没法提出行之有效的政治主张，更没有办法救国救民，改变社会现状。
所以，凡事都要懂得变通，这才是生存之道。
伯夷与叔齐两人，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书生——孔乙己。他也是死守书生的气节，不愿意谋求其它生路，最终，被活活饿死。对于这些人，世人只有佩服与可怜，佩服他们的气节，但是，却不能赞同他们的做法。不管怎样，都要先学会生存，气节之是次要的东西。
所以，在生死存亡之际，应该适当地放低一些底线，这样才能保住有用之躯，发挥自己的才干，成就所谓的“气节”。
清朝诗人黄景仁，写过一首《杂感》诗：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伯夷，叔齐，颜回，孔乙己之类的人，完美的向世人演绎了，什么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们都活在理想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过脚踏实地，最终，对社会也是毫无用处，更没有发挥出存在的价值。纵使他们有再多的才华，也消失在了空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