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根据夏衍的回忆，为了避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聂耳未来得及谱完曲就去了日本。出国前夕，他赶出了曲子的第二稿。1935年4月15日，聂耳带着乐谱离开上海，下旬，歌曲在东京定稿，并邮寄给了电通公司。
1935年2月，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之一田汉同志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还没有完成，就突然被敌人逮捕了。
田汉身在监狱，眼望牢房的铁窗，日寇铁蹄践踏我国土的惨象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搏斗的情景，不时在他脑中闪过，怒火在他心里燃烧。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那火一般的诗句，开始在他的脑海里奔腾起来.
可是，往哪写呢？手上？衣服上？都不行，写下来也无法传递出去，无法交给党组织。
正当他心急如焚的时候，突然在牢房的一个墙角捡到一个香烟盒。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被写在那张巴掌大的烟拿纸上，又经过一双双忠实可靠的手传到党组织负责人夏衍同志那里。
聂耳得知田汉被捕的消息，他很快找到接替田汉工作的夏衍，激动地说：“听说田汉先生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请交给我谱曲好吗？”没等夏衍回答，他又坚定地说：“请交给我干，我想田先生一定满意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是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聂耳细读着歌词，胸中怒潮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他心底产生，一串串音符从他的笔端流泻到纸上。《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创作出来了。
《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极富创造性的歌曲，作曲家聂耳以巨大的激情投入此歌的创作。首先，他成功地把田汉散文诗般的歌词，按照音乐的规律，处理得异常生动、有力和口语化；在旋律创作上，他既吸收了国际上革命歌曲的优秀成果和西欧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又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而使此歌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发挥其战斗作用。
《义勇军进行曲》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愤恨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外侮面前勇敢、坚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 。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背后的中共因素
程曦敏
来源：学习时报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象征。《义勇军进行曲》自1949年9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12月正式成为国歌后，2004年3月宪法修正案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2017年9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并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由田汉与聂耳作词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最初问世是作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其诞生与我们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电通影片公司是在党的影响下建立的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众抗日救亡呼声日趋强烈。1932年秋，夏衍等人受党的指派进入上海电影界，1933年3月，成立党的电影小组，夏衍任组长。在此之前，在党的建议和筹划下，上海先后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美术家联盟、教育家联盟，这些都是党在文化领域宣传抗日救亡的阵地。电影小组的建立，也是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负责拍摄《风云儿女》的电通影片公司，它的成立与党的电影小组直接相关。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的堂兄司徒逸民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电影器材公司，名为“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该公司成功研制了“三友式”录音机，打破了外国在电影录音方面的垄断地位。此后，司徒慧敏根据夏衍的指示，和司徒逸民等人集资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1934年春，在电影小组的支持下，公司改组为“电通影片公司”，司徒慧敏担任制片主任，夏衍等人负责影片选题。随着左翼电影界人士的加入，该公司成为上海左翼电影的阵地。
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主题曲《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影片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上映后大受欢迎，《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风云儿女》是电通影片公司的第二部影片，主要讲述了知识分子由象牙塔断然走向抗日战场的故事，电影剧本和主题曲由田汉负责。后来公司还拍摄了《自由神》《都市风光》等影片。1935年底，电通影片公司因经济困难和国民党当局迫害而停业，公司旧址于1937年毁于日军炮火。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均为中共党员
田汉与聂耳在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两人均为中共党员。
田汉，原名田寿昌，189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著名剧作家。1926年，田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从事进步戏剧的创作。1927年冬，南国电影剧社改组为南国社，该社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南国社的进步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930年3月，社团被查封。此后，田汉率社团全体成员毅然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田汉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著名音乐家。聂耳小时候就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白天在外面听到曲子，晚上就能唱给家人听。1930年夏，聂耳来到上海，1932年在明月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手。当时，田汉常去该团，两人由此相识。接触后，田汉发现聂耳思想进步且很有才华，就积极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剧联下属音乐小组的成员。 对于文艺及音乐，两人志同道合，均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文艺工作必须面向社会现实，唤起与鼓舞民众的爱国热情。为宣传抗日，田汉与聂耳并肩战斗，在《义勇军进行曲》之前，两人合作创作了诸多抗日歌曲，包括《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前进歌》等，均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田汉、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2月，《风云儿女》剧本交稿不久，田汉就被国民党政府以“抗日反政府”罪名逮捕。聂耳对此义愤填膺。对于聂耳来说，田汉既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也是他音乐道路上的合作伙伴，既是良师，亦是益友。他主动向夏衍请缨，要求承担主题曲的作曲任务，他说：“作曲交给我，我干！”未等夏衍开口，他便伸出手与之握手，再次表示：“我干！交给我。”“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夏衍后来风趣地说，谱曲的工作是聂耳“抢”来的。
为了谱好曲子，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曾向《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提及，“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当时聂耳经常去司徒慧敏家做客，每次谱完曲，他都会充满激情地唱给众人听，司徒的母亲亲切地称之为“起来”先生。
根据夏衍的回忆，为了避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聂耳未来得及谱完曲就去了日本。出国前夕，他赶出了曲子的第二稿。1935年4月15日，聂耳带着乐谱离开上海，下旬，歌曲在东京定稿，并邮寄给了电通公司。 在谱曲过程中，聂耳对歌词作了细微修改。田汉的原稿如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聂耳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一是“每一个人”改为“每个人”；二是在“我们万众一心”前加了三个“起来”；三是将“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四是在最后一个“前进”后再加了一个“进”。对于聂耳的修改和谱曲，田汉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聂耳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不过，无论是田汉还是聂耳，都未能在第一时间听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不幸溺亡，享年23岁。当月，田汉出狱，随即得知聂耳遇难的消息，不禁失声痛哭。 在聂耳短暂的一生中，共创作了35首歌曲，其中与田汉的合作最多，共有14首，其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开矿歌》和最后一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均是与田汉的合作，两人可谓是近代中国音乐史上当之无愧的“黄金搭档”。因为失去了聂耳这样的好搭档，田汉此后再也没有写过歌词。
田汉曾这样评价他的搭档聂耳，他说：“一个人的死常常容易考验他生前给人印象的深刻程度。但凡你心中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是那样忘不了你，始终记忆犹新地纪念你”，“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首先是他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这既是对聂耳的评价，也是对《义勇军进行曲》的最好诠释。
